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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雪涛:流失的庭审--邹宜均案的撤诉  

2010-04-17 15:32:26|  分类: 精神病强制收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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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庭安排

        3月11日收到白云法院2010年3月24日邹案开庭的通知时,立即决定推掉3月25日科恩教授主持的Friedmann Conference,放弃正在办理的机票改期,按原计划22日返国出庭。并立即部署各种准备工作,并将有关安排和准备情况告知邹宜均。


关于缺席审判

       这次开庭,是邹案一审第三次开庭,当事人邹宜均对回广东存在心理阴影,不愿意出庭,这没关系,有律师代理即可。——当事人是否到庭,这是开庭前准备必须处理的内容。

 前面两次庭审已非常充分,法庭做了积极和深入的调查,本次开庭是进一步调查送治动机,调查家庭纠纷背景,这个调查只能以证据去支持有关陈述,否则家务琐事,各方当事人各说各话,将陷入毫无意义的争吵。因此,在我方证据充分的情况下,当事人不到庭,更有利于法律事实的查明。


关于撤诉

       是否撤诉,在一审判决以前,对原告方而言,始终是开放的选择。原告方有主动的选择权,随时可以行使撤诉权。

       如果原告因放下与家人之间的怨恨纠纷而撤诉,那么这是我所乐见的。

       从诉讼形势看,邹案一审诉讼完全按照我方主张的行为能力法律标准方向,进行调查和审理,本案将适用一般法律准则,没有陷入医疗纠纷争议、适用医疗规范的错误旋涡之中。整个诉讼形势,对原告非常有利。

        从诉讼价值看,3月24日最后一次庭审的内容,是关于家庭纠纷的补充质证,是进一步从实体上证明原告的行为能力和自主能力。因为这个程序,本应属于强制收治的前置程序。因此,这次庭审,对侵权诉讼胜败的影响不大,因为原告的行为能力没有疑问,在前面几次庭审中已经确定,但本次庭审将非常有利于进一步揭示精神病收治的制度缺陷,能够非常突出地显示收治过程缺乏质证程序、缺乏异议机制,造成医院采信送治人一面之辞就轻率收治的制度错乱。

         如果是撤诉后重新组织起诉,那么这就是一个高度技术的策略问题,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后从详计议。邹案诉讼至今,无论是律师,还是法庭,都已投入巨量的时间和精力,这样的资源投入,未必可以重复。当事人执意撤诉,我建议在开完庭后,根据庭审情况,再商议是否撤诉,来得及。


争取如期开庭

         3月19日邹宜均告诉我,她已向法庭递交撤诉申请,我希望能撤回撤诉申请。为此,不仅找朋友劝说,还与法官沟通,争取法庭继续24日的开庭安排,请求法庭给我机会在开庭前劝服当事人,若当事人实在坚持撤诉,直到开庭前也拒绝收回撤诉申请的话,那么当庭宣布取消庭审,也来得及。

        无奈,邹宜均还是坚持撤诉

        3月22日,我如期飞返华南。3月24日--原定开庭日期,与白云法院吴法官联系,但这时沟通的,也只是撤诉裁定的内容和送达问题而已。白云法院吴法官很清楚,撤诉原因不是律师缺席。


澄清的必要

        当事人在面临判决之际,也许因压力过大而撤诉。但是,拿律师缺席作为撤诉原因,乃是对律师职业操守的严重指控。我如何仗义襄助,也无法背负得起这等虚构的罪名。相识相知多年,果实师傅还是低估了我对自己职业操守和职业形象的在乎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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